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蕊纽约报道
2025年，世界经济于深刻变局中蜿蜒前行。
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全球产业链在压力下深度重构，各国政策在“效率”与“安全”的权衡间艰难调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贸易政策、关税工具与科技限制，持续重塑国际经贸格局；欧洲在安全困局中承压，新兴市场则呈现显著分化。纵观全年，不确定性、碎片化与结构性调整，共同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三条主线。
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发展经济学权威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接受南方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系统分析了2025年经济特点，前瞻2026年的经济趋势与风险。斯宾塞指出，当前格局呈现高度分化，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呈现出各自特点。一方面，技术领域涌现出众多积极且潜力巨大的动能；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仍被供应链多元化成本高企、金融失衡与主权债务攀升等负面因素所困扰。
斯宾塞预计，如果不出现重大扰动，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介于低速与温和之间。经济走向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和政策，例如是否会实施更多制裁或贸易限制。
“目前多种力量正在相互交织与角力，我们必须保持观察，在未来一年中看这些力量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如何演变。”他说。
贸易不确定性正在消退
南方财经：回顾2025年，你如何概括全球经济的突出特点？
斯宾塞：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突出的变化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相当剧烈的转向。这既体现在加征关税，也体现在退出或部分退出《巴黎协定》等多边机制。此外，美国与昔日盟友、贸易伙伴的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体现在经济与国家安全层面。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调整。实际上，全球经济中的某些趋势，例如碎片化的走向，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已显现。各类外部冲击与地缘政治紧张，正推动供应链进行多元化重组，许多政策也是在“追求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逻辑下出台或加强的。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既加速了这一进程，也叠加了新的变量。
南方财经：美国加征关税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斯宾塞：最初，关税确实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许多投资计划因各方试图弄清局势而被迫放缓或搁置。但我认为，这一阶段现已基本过去。我们似乎正走向一个新的、有高有低但整体可控的关税体系。美国GDP仅占全球的25%，而世界其余部分依然强烈希望继续彼此的贸易与投资。因此，尽管关税冲击显著，但不确定性正在消退。全球经济仍在继续前行，只是它与十年前截然不同——那时的碎片化进程已经开始，如今又与诸多深层因素相互交织。
南方财经：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市场是否低估了某些风险或积极因素？
斯宾塞：对此我不太确定。要判断市场是低估还是高估了某些因素，这本身就充满挑战，因为其核心假设是你必须比市场更高明。至少我个人，一般不做这种假设。
但我认为，当前格局呈现高度分化，不同区域、不同领域都呈现出各自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领域涌现出一系列非常积极且蕴含巨大潜力的因素。这些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中美这两个主要的技术推动者身上，众多新兴经济体也有望通过应用新技术实现更包容的增长与公共服务提升。我判断，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全面落地、真正带来生产率飞跃之前——这显然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在整体上仍偏向负面。
举例来说，当前正在推进的供应链多元化成本高昂，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堵点和阻碍。在金融领域，潜在的失衡几乎随处可见：在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主权债务比率持续攀升，但问题的最终走向仍不明朗，等等。尽管有人指出美国经济表现尚可，但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及相关能源产能的大规模投资所驱动。欧洲则需要应对可能长期存在的地缘冲突、在政策路径上与美国存在的分歧。
整体而言，局面非常复杂。我会这样总结：目前多种力量正在相互交织与角力，我们必须保持观察，在未来一年中看这些力量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如何演变。
印度与东盟有望成为增长亮点
南方财经：哪些新兴经济体在2025年展现出韧性？谁可能成为2026年的增长引擎？
斯宾塞：在我看来，印度经济已经展现出相当的韧性，目前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最近公布的增长率大约在8%，这是一个相当亮眼的数字。不少东盟国家表现也相当强劲，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依赖于中国及其经济表现。预计中国将需要两三年时间来处理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重建信心，之后，许多积极因素将逐渐显现，因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
再看非洲国家，如果它们能相对成功地实施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其增长潜力无疑是存在的——这些国家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等优势，但它们同样会受到全球经济中各种相互拉扯的力量的影响。
此外，在失去美国这一“坚定支持者”的背景下，多边机构自身也在探索新的路径，可能会推动一系列改革。就像全球经济本身一样，这幅图景也并非整齐划一。但总体而言，印度和东盟国家在我看来依然是较为突出的增长亮点——除非周边地区出现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南方财经：你对2026年世界经济的基准预期如何？
斯宾塞：从当前整体形势来看，我的基准预测是，到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介于低速与温和之间，前提是不出现重大扰动，例如爆发新一轮较大规模的冲突，或主要经济体关系显著恶化。我认为，当前存在的积极因素尚不足以完全抵消全球碎片化、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挑战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美国经济规模约占全球的25%，若从全球总资产市值的角度来看，其所占比例更大——可能达到50%左右甚至更高。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仍处于相对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很多走向取决于美国将采取何种行动和政策，例如是否会实施更多制裁，是否会对其他经济体与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施加更多限制，而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仍不明确。
美联储面临复杂局面
南方财经：美联储已开启降息周期，这将如何影响2026年全球金融环境？
斯宾塞：一般来说，当美联储降息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全球货币环境，这通常对经济有利。但问题在于，如果降息步伐过快或幅度过大，就可能重新引发通胀。那么，除非他们决定接受更高的通胀水平——这通常并非央行的常规做法——否则就将不得不再次调整政策方向。
当前，美联储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经济已显现出一些走弱的迹象，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收入分布中“后50%”人群的经济活动；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疲软信号。另一方面，通胀似乎停留在约3%的水平，这仍高于其政策目标。美联储内部在利率政策上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立场。理事们之间观点不一：一部分人支持降息，另一部分人则对降息可能带来的通胀效应表示担忧。
因此我认为，市场对这些因素的反映也呈现出起伏。最新数据推动市场进一步预期，2026年大概会有一次降息。但也有观点担心，金融市场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泡沫——它虽不完全由利率决定，但低利率环境确实会助长这类泡沫，尤其是与高成长公司的估值相关的部分。
我认为，美联储仍然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通胀目标，对当前的通胀状况可能并不满意。不过，与欧洲央行不同，美联储具有“双重使命”——或者说，严格来讲是“三重”。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两项使命，是维持物价稳定和促进充分就业。第三项使命——也是几乎所有央行都具备的——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南方财经：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明年任期结束，特朗普可能任命新主席。这会否影响美联储独立性？
斯宾塞：我认为特朗普任命新主席几成定局。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明年年初届满，我预计他会继续留在美联储体系内，因为他作为理事的任期尚未结束。
美联储的独立性是否会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短期来看，剥夺美联储的独立性并不容易，总统无法在任期内随意撤换理事，通常也不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这样做；但从长期来看，总统可以在理事任期届满时逐步进行更替，正如他在美国司法体系某些职位上的任命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一两年内，包括明年任命下一任主席，这些人事安排都有可能使美联储在政策取向上更贴近特朗普本人的主张。
是否应将这种变化称作“独立性下降”尚可讨论。但除非国会修订相关法律，否则美联储的法定使命不会改变。不过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符合现任总统或政府偏好的政策。我们通常所说的央行“独立性”，是指其应在权限范围内基于经济考量作出决策，而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直接干预。但央行也并非完全无需负责——行政部门有权任命美联储成员。因此，短期与长期在这方面的情形存在差别。
美国消费依赖高收入群体
南方财经：最新的经济褐皮书显示，全美就业略有下滑，一半的地区联储都报告了劳动力需求减弱。这是劳动力市场开始走弱的早期信号，还是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
斯宾塞：不，我认为这背后很可能反映了一种趋势。目前美国消费之所以能保持一定韧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分布中“前25%”人群的支出。这部分消费受到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支撑，而这些资产也主要集中在同一群体手中。仅从这一层面来看，情况似乎还算稳健。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收入分布中“后50%”人群的消费与收入状况——包括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及受通胀侵蚀的程度——就会发现情况明显不同。
在那些主要服务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行业中，已经可以看到消费疲软乃至投资放缓的迹象，相应的经济活动也随之走弱。因此，这确实是一个“好坏交织”的局面。从经济各行业横向比较来看，高端奢侈品和部分数字化相关领域可能表现仍然强劲。但同时，我从一些资产管理人的交流中也获得佐证：某些类型的连锁餐饮品牌正面临需求下滑。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们的顾客群体正在承受多方面的经济压力：就业不确定性、实际收入缩水等等。
所以说，要真正理解当前的经济态势，我们需要穿透宏观的表象，进行更细的观察。我认为，当前经济中既有展现出韧性的部分，也有明显走弱的部分——而这些表现与它们在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位置高度相关。
南方财经：美国债务屡创新高，财政轨迹是否依然可持续？高债务问题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但目前似乎又缺乏解决方案。
斯宾塞：当前赤字与债务轨迹长期看不可持续，但具体何时、以何种方式失控取决于诸多因素，尤其是高度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表现。如果认为新技术难以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未来的低速增长将使债务问题更加严峻。而另一些更乐观的观点则认为，我们有可能迎来一波生产率的显著跃升，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债务可持续性的局面。我并不认为这能彻底消除所有担忧，但它确实会将整体形势向更有利的方向推动。
因此，“我们到底该对债务问题有多担心”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另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处于怎样的发展轨迹上？在未来5到10年——这也是讨论全球债务时常用的时间框架——我们是否会进入一段加速增长期？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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